孙传庭（影视配图）
遭受内外重击的明廷，尚存的军事力量中最强的便是吴三桂所率领的辽东军，其次便是与李自成屡战屡败的左良玉的荆楚军，其他分驻各地的官军已不堪大用。但辽东军肩负抗清重任，困守山海关决不能轻易调动，这也是为何直到十七年三月初六距离京师失守仅十三天，崇祯才下定决心命吴三桂弃关援京。而左良玉早在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全家老小在许州被暴动的士兵残害后，便一直与明廷貌合神离，兵骄将傲逐渐不受控制。而其他驻守官军则军力较少，战斗力较弱，难以依靠。
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明廷迁都南京、再筹复兴便是最好的抉择。要知强盛如唐，首都长安也曾被安史叛军和吐蕃相继攻占，最终唐廷避往蜀地才得以平定叛乱；北宋末年皇九子赵构退往临安（今杭州）甚至一路避敌海上，才得以继续享国祚百年。
二、南迁失败原因剖析
关于南迁之议失败的原因，各类文笔案牍之中分析极为繁多，在此笔者绝不拾人牙慧，仅将自己认为最为关键而且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做出详细的解读，给大家还原这段历史背后真实的面貌。
前文曾经讲过，除去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南迁商议，期间的三次都有相对较好的时机和充足的时间来筹备南迁，更何况崇祯本人一心想迁都南京以图东山再起。那为何皇帝有意、而且也有臣僚提出迁都两套方案的情形下，最终南迁仍未能成行呢？
这个最关键的因素便是缺乏大臣的支持。
朱由检自身极度渴望迁往南京、躲避敌锋，自崇祯十六年春便与时任首辅周延儒商议南迁之事。但是崇祯在后来的多次商议之中，都未曾明确表态支持南迁，仅有少数品阶较低的官员提出南迁方案，但因得不到大臣的支持最终只能作罢。后世常因崇祯不主动提出南迁而指责其不能承担责任，不愿意背负丢弃国都、宗室陵寝的骂名，并将此归结于其性格的缺陷。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画像
南迁的失败很大程度上的确是由崇祯性格所导致。但作为一个统治中原王朝十七年、继位之初便一举铲除前朝掌权者魏忠贤的王朝最高统治者，在明末时局动荡中跌打磨练的政治家，将所有的错失归结于其性格原因则实难服众。事实上崇祯不愿主动提出南迁，是基于更深层次的考虑，更为关键的是这种顾虑若不能顺利解决，纵然南迁大明也难以为继。
崇祯第一次与周延儒考虑南迁时，便多番嘱咐其不要泄密，却被天启后懿安皇后得知阻拦南迁。崇祯大怒之下逼问由谁走漏风声，直到懿安后以死相逼才不得已放弃。由此可知，崇祯绝不愿让人知晓其有南迁的意愿。
周延儒：崇祯视作心腹，后竟以战事瞒骗崇祯，被赐死
但为何崇祯此时却向周延儒主动提出南迁，而此后纵然形势极为危难之时，对其他六部重臣和阁臣陈演等人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崇祯将周延儒视作心腹，其他明廷核心官员尚未能获得其彻底信任，而南迁之事又必须依靠这些重臣的支持。因为此时的崇祯无兵、无饷、无粮可用，没有朝中重臣的支持，一旦离开京师，便很难保证其统治地位。
从唐玄宗唐肃宗灵武一事便可知其中缘由。天宝十五年五月，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六月十三日，唐玄宗仓促之下带领少数朝臣以及妃嫔逃出长安，十四日，步辇还未出陕西，随行军众便发生兵变，斩杀玄宗心腹杨国忠、逼死其爱妃杨玉环。仓皇南逃的唐玄宗此时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臣属，丧失了对臣下的控制，形同傀儡而毫无约束号召能力。直到七月十二日，唐玄宗之子李亨在大臣的支持下继位为唐肃宗，才得以收拾残局、拢聚人心，再造李唐。
唐玄宗：大唐盛时的开创者也是毁灭者
此时的崇祯心里十分明白，倘若不能得到属下大臣的绝对支持，仓促间逃往南京，一出北京城便会遭遇唐玄宗一样的处境。倘若后期国家形势发展较好，还能与李隆基一般得回故都、安享晚年，倘若不成恐性命也难以保证。
三、大臣的顾虑
那为什么大臣们就无一人愿意站出来支持崇祯呢？这一部分是因为崇祯尚未培植像杨嗣昌、周延儒等心腹，另一方面也是大臣们对于崇祯极度失望。崇祯一朝十七年，内阁首辅大臣更替竟达五十余人，且崇祯性格多疑嗜杀，如同唐玄宗一般早已令臣属失望,而崇祯的心腹杨嗣昌等人又因各种原因相继脱离领导核心。倘若此时有大臣提出南迁方案，待前往南京后若此事重提，大臣之身家性命则绝不可能得到保证，前任兵部尚书陈新甲就是因为泄漏了与清和议一事而被崇祯赐死。所以阁臣和六部重臣在被崇祯逼迫无奈之下，都转而纷纷接受君王守京师，太子前往南京监国的提案。
李自成两路进军北京路线图
可听到这种大臣表态后的崇祯十分恼怒，大臣的心愿是更愿意另立新君，这种情形对于早已习惯于大权独握的崇祯而言绝对难以接受。一旦太子抵达南京，大臣们便会迅速聚集在太子身边，协助其登基称帝，崇祯旋即成为孤家寡人，无人会关心其死活，所以崇祯最后以“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为由彻底拒绝此提议。
但倘若此时崇祯不顾一切下令南迁，那丢弃宗室陵寝、丧失故土之责便能瞬间令其失去天下士人所望。崇祯若前往南京后执意继续掌权，则明廷内部发生动乱可能性极大，复兴绝无可能。所以纵使南迁，他只能选择如唐玄宗一般为国事退让，无奈之下接受太上皇称号，由太子登基重聚人望，以图江山再复。
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便是粮饷问题。崇祯此前向吴三桂父亲吴襄询问将辽东军调往京师勤王，所需饷银几何，吴襄回复需百万军饷。而此时的明廷国库仅存白银七万两，内帑、宫室金银补充也仅能提供二三十万两，更令人气愤的是皇亲国戚文武官员也仅愿供应二十万两，百万军饷根本无从筹集，宁远调兵一事也只能一再耽搁。所以纵然崇祯决议南迁，也根本无法支持十余万军队护行至南京，一出京师就有发生兵变的可能。这也是为何三月四日，驸马巩永固自称能聚集十万军马护送崇祯南行，被大臣们斥为荒诞的原因所在，要知明朝末年因粮饷不济多次发生兵变，大将左良玉家属便是被杀红眼的叛变官军所残害。
绝世名臣于谦：扶大厦之将倾，救万民于水火
但若诸臣中能有如于谦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排除众论，力推南迁之议，崇祯顺势推动以促使南迁成行。君臣一路从运河漕运南下，数十日便可抵达南京，将北方这烫手山芋交由农民军李自成以及关外清军。明廷则依托于未曾遭受兵灾的南方大好局面，厉马秣兵，整顿朝政，君臣同心伺机北上收复故土也未尝不可。但这一切都是妄言，崇祯一朝十七年的时间都未能改变遗留的弊端，偏安一隅之境则更难以为继。
基于上述所言，将南迁之议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崇祯并不合适。考虑崇祯的境遇，只要这些顾虑不能消除则根本无法出京，也可知崇祯痛骂“诸臣尽亡国之臣”也不无道理。如果硬要追究崇祯之责，笔者觉得其最大的失误便是到危机关头仍不愿遣太子往南京监国之事。
从太子朱慈烺被李自成俘虏后，言辞正色，痛斥百官，要求厚葬其父皇、母后等事可以看出太子也是品行能达之人。不论其是否有经世之才，倘若能早日前往南京监国，纵然不能恢复故土尚可自守东南有余，待北方时局有变再复故土也未尝不可。然而崇祯却拖延直至京师被围之后，才分令皇子三人前往国戚之家，自然为时已晚。而后李自成败逃出京师后，太子却不知所踪，没有臣属的周旋围护，纵然是皇家血脉也难以号召人心。
后世冒充极多的朱三太子（影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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